最近，青年诗人杨晓民的诗集《羞涩》和理论专著《中国单位制度》在诗界和学术界激起了两朵耀眼的浪花，成为世纪之交最亮丽的风景之一。1999年10月15日，由诗刊社、长江文艺出版社、中国人民大学现代诗学研究所、《诗探索》编辑部联合举办的杨晓民作品研讨会在中国文联大楼举行。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、著名诗人吉狄马加、来自台湾的女诗人古月、画家李思齐和诗人、评论家韩作荣、李小雨、许明、孟繁华、周百义、杨克、兴安、何孔周、唐晓渡、程光炜、刘福春、陈旭光、王山等，以及《诗刊》编辑部全体成员共30余人参加了会议。研讨会由《诗刊》副主编叶延滨主持。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、《诗刊》主编、著名作家高洪波致辞。中宣部副部长龚心瀚、新闻出版署署长于友先、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等发来了贺信。
吉狄马加热情地肯定了杨晓民的创作成就。他说：我以诗人的感觉品读杨晓民的作品，感到阅读是一种享受。他的诗体现了对多种人类恒态，包括对土地、生命和昔日美好情感的追念，触摸到了人类灵魂最柔软的部分。他使我想到叶芝，想到福克纳，有一种深深的亲切感。他的成功说明，在信息时代和全球一体化到来之后，诗人坚守的仍然是民族文化中最独特的部分，延续着本民族的精神之根。事实证明，越是这样的作品，越具有走向世界的冲击力。
来自海峡对岸的女诗人古月专程赶来参加研讨会。她说：杨晓民的诗集《羞涩》令我衷心钦佩。诗人用平实无华的词句，表达很深层的意蕴，这在台湾诗坛很少见。内地诗人的深层生命体验，必将产生伟大的作品。
《人民文学》副主编韩作荣认为，杨晓民的创作展示了诗歌正常的生命状态，那就是应有的严肃和节制。他将杨晓民的创作历程分为创生期、拓展期、成熟期三个阶段，称赞杨晓民在内心狭窄而辽阔的世界里找到了人生的诗意。
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程光炜认为：杨晓民在本质上是一个反城市主义者，一个用乡村和旅游题材反抗现代文明的诗人，然而，他却不是盲目的乡村歌者。他通过城乡对立或城乡隔膜两种诗歌范式的艰苦探索，传达出了90年代生存的复杂性。
《作品》副主编杨克说，杨晓民的写作状态我非常喜欢，他的《赛特》等诗以强烈的生活化、民间化风格展现了诗意磨损的现实；而《九月》等诗则凸现了传统的诗境之美。难得的是两类诗都非常好，既保持了主观的智性色彩，又兼顾了与读者的对话性。
出版诗集的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周百义说，晓民是大别山和淮河的儿子，他似乎拥有艺术复眼，在喧嚣的世界中排除干扰，实现了心灵的畅游与飞翔，出版这样的好作品，是我们的骄傲。
社科院研究员许明说，杨晓民最近写了两部好书，《中国单位制度》揭示了人的生存状态，诗集《羞涩》则探索了人的精神状态。他的作品有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风格，充满自由意志和淡淡的忧愁，是对浪漫主义精神的重新书写。孟繁华谈到，杨晓民的诗和理论都是极富个性的创造，而二者在立场上有一种悖反现象，展示了诗人内心的丰富性。北京大学的陈旭光认为，杨晓民诗歌强调感觉的敞开、体验的自名和感性的自觉，《诗刊》推出这样的诗人，肯定会促成诗歌史写作框架的变化。在研讨会上发言的还有唐晓渡、刘福春等。
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、著名作家、《诗刊》主编高洪波说，这次研讨会既是一次有学术深度的对话，又是诗歌界与学术界、理论界难得的智性交流。它构成了诗人与评论家深层次的情感沟通，创造了诗界与理论界通力合作，共同推出实力派诗人的崭新模式。杨晓民的《羞涩》本身是一种美，是精气内敛、打动人类心灵的诗意之美。不以诗人身份生存的杨晓民，却演绎了最本质的诗歌精神，这是《诗刊》召开这次研讨会的核心动因。今后，我们要继续推动这种模式，联合各方面力量，将诗歌这颗人类文学王冠上的明珠擦拭得更亮。
 |
